多数的家暴受害者选择了沉默 举证困难成维权最大难题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9-02-20 12:06    点击量：457    大 中 小

　　门诊问题：

　　遭受家暴时，可以向哪些组织或机构求救？如何给予受害人更有利的保护？家暴可以当作家事对待吗？

　　门诊专家：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段凤丽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家事部主任 王东红

　　专家观点：

　　◇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既然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多个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对法律的实施负责，就应该给予它们更大的话语权，让它们参与到涉家暴案件中，借助其力量保护弱者。

　　◇对于涉家暴案件中举证难的问题，可以探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如果可以设立有关家庭暴力的罪名，就能对施暴者形成警醒，让他们知道殴打配偶并非家事，而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不想再忍了。”遭受31年家暴后，湖南汉寿的刘蓉(化名)趁丈夫熟睡之际，用刀砍下了丈夫的双脚，“这样他就不能追着打我了”。因失血过多，刘蓉的丈夫最终没有了呼吸。2018年12月，因构成故意伤害罪，刘蓉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不少人对刘蓉的遭遇表示同情，“如果家暴能及时被制止，结局或许不会这么残酷。”更多的人在追问：“如果女性遭遇家暴，可以向谁求救？”追问并非空穴来风。据全国妇联2016年统计的数据显示，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女性曾遭受家暴，每7.4秒就会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家暴究竟可不可以当作家事对待？当受害女性想要寻求帮助时，法律又能给予多大程度上的保护？

　　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

　　“很多女性被丈夫打过多次之后，依旧会与丈夫和好，她们认为被打一辈子是应该的。”这是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反家庭暴力法的强力推动者孙晓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的1993年的调研结论。如今，25年过去，情况似乎没有多大的改观。

　　2018年8月4日，河南农村女性王平(化名)在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后的第二天，被丈夫杀死在打工租住的宿舍中。据王平的家人表示，此前王平遭受了长达五年的家庭暴力，“她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嫁人了，这次丈夫把她接到打工的地方，再三保证过不会动手打她。”王平的姐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妹妹经常遭受家暴，但从未对外求助过，觉得这是家庭内部问题。

　　有人即使认识到家暴违法，依然选择沉默。2016年4月5日，内蒙古女记者阿梅在又一次遭受丈夫的拳打脚踢后，因颅内出血而死。阿梅的父亲称，二人订婚后不久，丈夫金柱便向阿梅实施了第一次暴力，原本打算退婚的阿梅，在金柱道歉后选择了原谅。“他心眼特别小，不允许我女儿和任何一个男生说话，不许晚回家。”结婚一年里，阿梅被家暴五次，家人曾为阿梅准备好了离婚申请书，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不久后事情便不了了之。直到阿梅死之前，同事、朋友几乎没人知道她遭遇过家暴。

　　有媒体报道称，据联合国调查显示，在大多数国家遭受暴力的女性中，仅有不到40%的人曾寻求帮助，报警的更是不到10%。在中国，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现实中，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都未曾发出呼救。

　　“不敢反抗、不愿反抗、不去反抗，是面对家暴选择沉默的三个主要原因。”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凤丽告诉记者，有些女性在家庭中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和思想，需要依靠丈夫，以至于在遭遇家暴时“不敢反抗”，否则将失去生活来源。

　　“也有一些女性认为维持子女生活稳定、家庭和睦是一种义务，不想打破现状，让家庭走向破裂，所以即使遭受家庭暴力，只要还能忍耐，就‘不愿反抗’。”记者注意到，阿梅曾告诉姐姐，担心自己离婚后，单亲家庭会对孩子未来的成长造成不好的影响。

　　至于“不去反抗”，段凤丽解释称，因为没有下定决心离婚，考虑好婚姻未来的走向，一些受害者会下意识地克制自己的反抗意识，让自己“不去反抗”。“很多女性考虑到其中一个原因，都会有所顾虑，有时候还要面对多重因素的结合，对家暴进行反抗的情况就会更少。”段凤丽说，因为家暴的隐蔽性，选择沉默时，私力救济基本不能发挥作用。

　　组织帮助和法律救济效果有限

　　沉默让受害人失去救济机会，如果她们想要寻求保护时，又可以寻求哪些途径呢？

　　记者注意到，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在刘蓉被丈夫家暴的31年里，她寻求过多种救济。县里的妇联她去求助过，结果换来的是丈夫更加不满。在汉寿县龙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里，答应前来调解的丈夫，来了二话不说，野蛮地将其拉走。就在她杀死丈夫的两天前，因被丈夫殴打，刘蓉还选择了报警。可民警刚一离开，她受到了更严重的打骂。

　　救济为何没有发挥作用？“在受害人未提出要追究法律责任时，妇联、居委会等组织主要发挥沟通和调解矛盾的作用。”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家事部主任王东红告诉记者，受害人到相关单位求助后，如果需要报案或者协助进行伤情鉴定，这些组织会提供帮助。但多数受害者想要的是这些单位可以“主持公道”，对施暴者进行教育。

　　“妇联、社区等单位不是执法机关，没有被赋予惩罚职能，对于受害者反映的情况，处理的效果也不一样。”王东红说，有的夫妻双方可能只是生活中的摩擦，通过调解，生活走上了正轨。也有些受害人求助后，施暴者并没有将不具备强制手段的机构放在眼里，要求来进行调解都不一定去，更别说去解决问题。

　　王东红表示，从她多年来代理婚姻案件的经验来看，报警是不少受害女性寻求帮助的首选。但是，警察处理家暴案件时，首先尊重夫妻双方的意见，能调解尽量调解。只有在发生严重后果时，比如故意致人轻伤，公安机关才会将家暴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更何况，很多受害人一听说要拘留配偶，会主动表示不追究责任。”

　　2018年10月26日，居住在深圳光明区的阿兰，被丈夫周某殴打致锁骨骨折、肩锁关节脱位、骨盆2处以上骨折，达到轻伤一级。即使这样，当知道周某被刑事拘留后，遭遇了数年家暴的阿兰还是立马跑到检察机关求情，表示愿意谅解丈夫。

　　孙晓梅表示，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救济不利的问题并非只在受害者一方。在涉及夫妻双方的家暴事件中，居委会、单位等社会组织，一般会本着“宁拆一座庙 不毁一桩婚”的原则，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劝说夫妻二人化解矛盾。如果有一方不配合调解，有些单位也不再理睬，而家暴并不会因为不处理就不存在。

　　“警方在处理家暴问题时，干预的效果严重依赖警务处置人员的专业素质。部分警察并无相关经验，常常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片面强调是非对错，使受害者遭受二次伤害。”孙晓梅说，这样会导致家庭暴力再次发生时，受害者不愿再请求公安机关的保护。

　　举证困难成维权最大难题

　　得益于这些年的法律宣传和法律意识的崛起，不少女性在遭遇家暴后开始选择诉诸法律，或离婚或申请赔偿。有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全国涉及家暴的一审案件数量共94571件。然而，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的案件3741件，占比3.96%。

　　“举证难是重要因素之一。”段凤丽表示，在诉讼离婚案件中，受害人如果表示自己曾遭受家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要向法院提交自己曾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证据，如伤情鉴定书等，还要向法院证明伤情是配偶所致，且不是偶尔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

　　然而，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关系尚未恶化到离婚的边缘时不会对外诉说，或去医院开具诊断证明，以致在离婚诉讼中，缺乏证明被丈夫家暴的证据，难以被认定为遭受家庭暴力。“在刘蓉的案件中，幸亏有她记录的23篇被家暴日记、证人、社区和警察的相关记录，否则根本无法证明她遭受家暴，减轻刑罚。”段凤丽说。

　　记者注意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受害者寻求司法保护的重要途径，但不少基层法院签发数量仍然为零。

　　“在夫妻闹矛盾时，口角甚至肢体冲突较为常见，可能并不意味着必须以保护令的形式予以保护，法官作为局外人，无法像当事人一样了解婚姻矛盾尖锐的程度。”王东红说，反家庭暴力法中，“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是裁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核心条件，但这个规定没有确切的标准，在没有明确的下发标准之前，不少法官审查的门槛比较高，签署的保护令自然比较少。

　　即使不少地方颁发了人身保护令，对于受害者来说，也并非绝对的保护屏障。记者调查发现，当人身保护令下达后，有人在法院送达裁定时当场表示不遵从，还有的完全无视保护令禁止跟踪、接触等规定，天天等在受害人单位门口，吓得受害人不敢去上班。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者，根据情节轻重情况，处1000元以下罚款和十五日拘留。湖南法官童广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惩罚力度根本不足以形成威慑。在他签发的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中，施暴者当着法官的面便对受害者进行恐吓，他当即下发了1000元的顶格罚款，但施暴者根本不在乎。“如果不让施暴者付出代价，家暴怎么会停止？”

　　孙晓梅则表示，协助执行机关不给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有责任协助执行人身保护令，但因为并不是强制要求协助执行，很多机构会相互推诿。

　　让施暴者知道家暴不是家务事

　　“我们不断鼓励受害人勇敢站出来，可勇敢之后呢？救济手段能否跟得上？”采访中，许多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此，孙晓梅认为，既然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多个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对法律的实施负责，就应该给予它们更大的话语权，让它们参与到涉家暴案件中，借助其力量保护弱者。“非营利性组织也可以在家暴事件中大有可为。”

　　段凤丽表示，对于涉家暴案件中举证难的问题，可以探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受害方提交初步受伤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家庭暴力举证责任转移，或是降低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将证明责任转交给施暴者，实现家暴受害者的利益最大化。”

　　“当务之急是围绕家庭暴力设立相关的罪名。”王东红认为，虽然现在有了反家庭暴力法，但还缺少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罪名。反家庭暴力法只是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婚姻法解释(一)规定，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不利于对反家庭暴力法律的宣传，也让刑法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可以设立有关家庭暴力的罪名，就能对施暴者形成警醒，让他们知道殴打配偶并非家事，而是一种犯罪行为。”

　　“新设立一个刑法罪名并非易事。”王东红认为，可以先通过完善民事和行政救济措施进行补救。“比如人身保护令的签发不要设置太高的门槛，同时对施暴者进行严惩。”

　　“遏制家庭暴力，更是一盘棋的工作。”孙晓梅表示，只有当个人、社会组织、司法机关都认真对待家庭暴力，维护受害者合法权益时，才可以让家暴受害者勇敢发声之后，得到充分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