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提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制 基层官员称压力陡增

　　“千斤重担，压力陡增”。

　　1月30日晚间，山东省苍山县农安办的一位负责人用这八个字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用这位负责人的话来说，“管着‘山东南菜园’,要保证蔬菜安全，‘千斤’压力并不夸张”。

　　这个“陡增”来源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制，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

　　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或意味着“舌尖上的安全”将与领导干部的“官帽”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中央的表态，地方相关官员感觉压力大是必然的。此举也正是为了督促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食品安全责任制，因为食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食品安全责任制包括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下一步，从中央到地方应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

　　雷厉风行下仍不尽如人意 

　　两年内，市人大代表就食品安全两次质疑，可板子却不知道打在谁身上。

　　这是媒体记者一年多前在广东省深圳市采访时的见闻。在座谈会上，当人大代表们问，这座城市这些年投入数亿元，提了如此多构建食品安全的政策规划，现在落实多少？面对这一问题，实务部门负责人说，这个机构是刚成立的，他是刚上任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还要进一步梳理才能回答。

　　这样的回答似乎代表了目前中国很多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情况——机构调整了，机构负责人也多次变化，但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也就是说，钱花了，效果如何、向谁问责、板子打在谁身上，却不知道了。

　　“这也说明一项制度若存在推责的漏洞，当需要问责的时候，问责就不可能进行下去。”这座城市的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似乎一语道破了其中“玄机”——现在部门立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从以前的争权到现在的推责。一旦出了问题，各个部门都能找到理由推脱。

　　“据媒体披露，近七年来在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背后都有监管不力的影子，造成监管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指行业监管人员渎职与腐败，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执法人员充当违法企业保护伞的情况。七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涉案公职人员数量呈现逐年增多趋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向记者介绍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表示认同：“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对相关企业的司法追责做到了雷厉风行，但对失职、渎职的监管者的司法问责未到位。到目前为止，真正因为食品安全而落马的官员很少。同时，食品安全事件问责还表现出随意性强、问责不持续等特点。”

　　“有的地方只追究具体职能部门监管人员的责任，有的却选择追究地方政府领导责任。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如何追究政府部门的监管失职责任？如何认定责任？这些困惑都加剧了现实中食品安全事件问责的混乱。”孙宪忠说。

　　明文规定下尚不健全 

　　正因问责不力，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制”。

　　“其实，这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讲过食品安全问题，去年提出数量质量双安全，今年提出加强责任制。因为我国食品的生产地和销售地是不同的，有些地方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一定很认真贯彻落实文件，不认真查处本地生产企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食品安全专家郑风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央希望通过食品安全责任制给相关部门以及官员提个醒，一个地方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就处理领导干部，这样会遏制一部分地方保护主义，让地方领导真正关注食品安全。”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郑雯静曾对近三年江苏省检察机关查办的与食品有关的渎职案件进行统计，她注意到，在涉案的41人中，有接近三分之二是行政不作为，有三分之一是行政乱作为，而且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执法部门。

　　“通过办理这些案件，发现有些问责困难案件是因为分段监管，部门过多，职责交叉。有时候执法有冲突，有时候有脱节。比如主管部门的规定之间有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地方法规和中央法规之间也会有冲突的地方，包括有些问题没有部门去管。”郑雯静分析说，“而在这方面，新食品安全法有了较大突破。比如在行政问责的主体上，不仅包括了地方政府，而且也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包括监察机关都是问责的主体。另外还明确了对哪些情形必须要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