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思念 永远的丰碑——怀念我们的父亲陈云
文章来源：中国干部网    作者：陈伟力 陈元 陈伟华 陈伟兰 陈方    发布时间：2015-10-18 20:50    点击量：1673    大 中 小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陈云诞辰110周年。20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20年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他老人家的思念。每每回忆起与父亲有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从来都不曾感到与他分离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在我们愈发浓烈的思念中，他的目光、他的笑容、他的声音也变得愈发真切起来……

　　做好人，读好书

　　“做好人，读好书”，这是父亲生前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对我们最朴实的要求和愿望，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却浸透了父亲对儿女们最深沉的爱。

　　从小到大，父亲都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父亲教育我们要“做好人”，首先是要做好普通人，不能以高干子弟自居。他跟我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伟力开始上小学时，父亲很严肃地把伟力叫到办公室谈话，“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伟力上初中时，父亲在家里饭桌上、在平时闲谈中，又不厌其烦地对伟力说，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那里的规矩和纪律;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地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虽很细小，却是待人处事很重要的原则。尽管伟力那时并不太清楚父亲的特殊身份，对父亲的话也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伟力一直记在心上，并努力按父亲说的去做。

　　1968年，21岁的伟华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父亲特意嘱咐伟华，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伟华第一次远离家，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经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伟华也没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伟华回来，不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特别是当知道伟华没有请假后，还严肃批评了伟华，让伟华立即回去。晚上父亲又专门找伟华谈心，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伟华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伟华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了学校。

　　1984年的一天，父亲把已经在组织部门工作的伟兰叫到办公室谈话。伟兰给他报告了自己的工作情况。父亲问，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点儿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伟兰说，我就谦虚谨慎啊。父亲又问，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伟兰说，我时时记着，一定要在思想上保持警惕，谦虚谨慎。父亲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要摆正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起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他还问伟兰，如果工作有了缺点，别人批评了怎么办?伟兰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那个人详细谈谈。父亲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伟兰从办公室走出来，快出门时，父亲还在喊，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的一番苦心。父亲对我们在做人方面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了我们家的家风。母亲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

　　虽然父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但和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也疼爱每一个孩子。在我们的记忆中，他遇事总是给我们讲道理，讲究以理服人，从不训斥我们，更不要说因为谁学习不好、谁淘气打谁两下了。他尽可能为我们的成长创造宽松的条件，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天性发展，从不给我们任何过多的压力。跟家人特别是孩子们在一起，也是父亲少有的放松时刻。只要一回到家里，严肃的父亲就立刻变得活跃风趣起来。小的时候，父亲特别喜欢跟我们玩“摸胡子”的游戏，每次只要我们说“不扎”，他就特别高兴。他还喜欢给我们说笑话，讲我们儿时的趣事。父亲还会经常关心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特别是1969 年母亲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后，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对我们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记得伟力生小孩的时候，父亲专门让初中毕业后的陈方留在家里帮着照顾伟力，并交代家人把房间的窗户糊上，以免伟力受风，还特地请秘书回去问他爱人如何坐月子和带孩子。不论是严是慈，父亲对我们都爱得那么深沉，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装在心里，流露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读完高等小学后就被迫辍学，外出谋生，但他一生酷爱学习，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特别紧。他常对我们说，我只有小学文化，小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再上学，所以希望你们多念点书，有知识，有文化，好为国家多作贡献。待我们几个稍长大些，父亲便鼓励我们多看书看报，拓宽知识面。陈元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的习惯，就是父亲引导和培养出来的。当时陈元还在上小学，开始只是很好奇地翻翻。坐在一旁的父亲看在眼里，没说任何话，只是投来赞许的眼光。后来，父亲跟别人夸陈元从小就爱看报纸，爱看《参考消息》。陈元得知后，就更加受到鼓舞，看报纸的劲头更足了，不仅看，而且琢磨里头是些什么事，什么问题，该怎么理解。时间一长，父子俩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父亲下放江西“蹲点”期间，陈元去看他，每次看到父亲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圈一下标题，就知道这是父亲提示让自己注意看的内容。父亲非常注重学哲学。他曾经说过：“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他还特别跟我们讲，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我们每次去江西看他，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而且带着我们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给我们讲。跟父亲一起读书，让我们感到哲学就在自己身边，变得不再那么神秘了。记得伟兰刚开始读一些马克思著作，感觉比较吃力，父亲就让伟兰先停下来，安排伟兰先读《毛泽东选集》。后来有一天，父亲又跟伟兰说起这事，他说，学习就像扭秧歌，说着说着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扭起了秧歌。他说，你瞧，扭秧歌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学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学习搞扎实，如果进得太快了，就不能真正学懂。父亲指导我们学哲学，不只是教给我们掌握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更是希望用他的信仰感染我们，用他的智慧引领我们。为了鼓励家里人学哲学，父亲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是每人先按照约定的书目、段落分头阅读，然后利用每周日的上午六点半到九点半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母亲及当时在北京的几个孩子都被吸收进这个学习小组，两个女婿和我们的四姨也被他“欢迎”了进来。

　　除了鼓励我们养成阅读习惯、教给我们正确的学习方法，父亲还重视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和分析判断能力。父亲教育我们读书看报，要主动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并将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相比较，找出差距后再补充、纠正，以此提高分析判断能力。父亲教给我们的这种思想方法，像是一种活跃、锻炼思维的脑筋体操，让我们在日后的生活、工作中获益匪浅。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亲出身贫苦，年仅四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小时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做店员，这些经历让父亲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理解，也怀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激发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工作中他也是时时处处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他常说的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对我们说，在旧社会，旧政府对贫苦群众不关心，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现在共产党当政，中国刚刚解放，经济不怎么发达，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就要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最主要的是解决吃的问题。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冬储大白菜。当时，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饭桌上的“当家菜”，炖、炒、熬、熘、凉拌、包饺子，大白菜都是绝对的主角。父亲说，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过冬，卖得太贵了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就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到了1982 年，已经77岁的父亲还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烂菜问题的出现。一直到他病重期间，父亲依然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都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伟力也生了病。后来母亲告诉父亲，她从一本刊物上得知，得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每人一天能补充二两大豆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父亲听后，马上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后来父亲又了解到，一公斤体重需摄取蛋白质的最低量是一克，按平均体重70 公斤计算，每个人一天至少需要70 克蛋白质。由于当时国内的大豆产量有限，父亲就要求首先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为了达到蛋白质的摄入标准，父亲还想方设法解决必需的副食品供应问题。他算得很细，比如一个月有5 斤鱼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够基本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需要了。

　　那时短缺的不仅仅是食物，有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后说这怎么行?多少万群众，连女同志两个发卡都买不到。他要求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发布票在当时也被严格管控，一年就几尺布。1961 年，正在杭州开会的父亲给商业部长打电话，叮嘱当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上一年少。那个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说你别看这些东西小，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要是老百姓因为供应断档了买不到，那就是大事。他还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要他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于生产质量好的针。

　　父亲有个爱好，喜欢周末带着我们在公园里散步。他说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到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心里就感到高兴。可是有段时间，父亲突然不去了，我们都感觉很奇怪。一天，父亲正在听广播，陈元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去公园了，父亲先是沉默了半分多钟，而后关掉收音机，神色凝重地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怕见了群众不好说。”在那之前，年幼的我们根本不理解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会在他心里头引起这样强烈的感受。父亲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逛市场。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他也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父亲就到市场去看看，详细了解每天卖了多少斤糖，多少斤点心，回笼了多少货币。我们住的北长街的那个杂货铺他也去看过，他跟我们讲，别看小店只有5平米，老百姓却离不开它，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父亲进到店里时，就坐那儿看着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总是拿着个水烟袋坐在后头抽，他说这个人是在思考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用，说我们需要有这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能够站在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父亲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角度去观察和关心群众生活，去思考国家经济应该怎么管理。

　　父亲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科协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一封信，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亲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伟力那儿了解情况。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几十块钱的工资也是多年不变。那时，父亲又恰好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反映的也是这类问题。父亲就直接致信中央常委：“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父亲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信中的意见也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所采纳。

　　父亲反复对我们说过，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都在他肩上，这个担子非常重，责任非常重大，他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稳步前进，一年更比一年好。父亲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源于他对群众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是时刻把老百姓揣在心里，乐群众之所乐，忧群众之所忧，群众生活得好，他打心眼里高兴，群众生活得不好，他心里比谁都自责、都难受。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父亲的一生，遭遇过许多波折。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父亲从不气馁，也从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时期所说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能够坚持真理和信念，做到“五不怕”：不怕孤立，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公职，不怕杀头。

　　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悄然来临。上世纪60 年代初，父亲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并准备把自己的意见向上反映。有同志提醒他这样做会有风险，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后来父亲的意见果然没有被接受，而且他还因此受到了冷落和批判，职位也被架空。但父亲表现得很冷静、很坦然，从不找人诉苦，也从不发牢骚，就是听评弹。母亲告诉我们，那期间父亲曾跟她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还说自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言语间满是自信和淡定。

　　后来到了“文革”，父亲受到严重冲击，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只记得那时候文件也不往父亲手里送了，会议也都不让父亲参加了。那期间，父亲的话虽然变少了，但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沮丧或者垂头丧气的情绪，倒是我们几个子女有些慌。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当时只有伟华独自在家，造反派没抓到父亲，就把伟华揪住审了一通，随后在家里的地上和墙上到处涂上“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气极了的伟华冲着他们大声喊：“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那次抄家后，伟华被接到了父亲的住处。知道来龙去脉后，父亲哈哈大笑说 ：“没关系，如果造反派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伟华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老人家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他后来对我们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生病，病情恶化，结果病故了。他说，要想得开，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去生那个无谓的气。我们感觉出，父亲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他的那种坚定的信念，真的是任何风浪都打不垮。在“文革”的那种狂热状态下，父亲的镇静与自信也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支撑。

　　1969年，父亲被迫离开北京下放到江西“蹲点”。第二年，伟兰到江西照顾父亲，感觉老人家精神非常振作。江西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很差，当时按照周总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负责同志把家里唯一一套暖气拆下来给父亲安装上，但由于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一窝老鼠甚至在沙发底下安了家。在那两年半多的时间里，除到化工厂“蹲点”和到附近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外，父亲几乎把剩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父亲对伟兰说，你看我在这儿读书思考，过得非常有意思。他竟然把下放变成了静下心来学习思考的难得机会，似乎还很享受。后来我们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是何等的境界和襟怀呀!

　　在这期间，父亲除了把思想集中到自己一生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还从理论学习中寻求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办法。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他也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深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深信历史终会作出正确的评价。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事实是硬的，历史是公平的”。

　　父亲向来谦逊低调，“不居功，不自恃”，是他老人家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从不主张宣传自己，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书籍少之又少，甚至报刊上的报道也很少。比如大家都公认他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但凡是有人描写这段历史，父亲都把自己的事情全部勾掉。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同志并列，不仅把给他定的一级工资标准改为二级，还坚持将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汽车退回。党的八大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父亲始终不同意登他的部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曾经有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陈云出川》的电视剧，刚播出几集，父亲知道了，马上要求电视台停播。中央安排出版《陈云》画册，父亲特别交代说，不能光突出他一个人，因为事情是大家做的，是集体做的。父亲在收到送审书稿后，既不点头，也不退稿，就在书桌里压了好几年。他病重期间，中央有关部门再三上门劝说，他还是一个劲地推脱，直到他去世后画册才正式出版。父亲的一生，总是顾全大局，从不计较名位，对职务的升降变动看得很淡。虽然他很早就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但他在各种场合从来不提这段历史，也不让别人提，以致很多人至今不了解这段历史。“文革”期间，父亲跌入政治深谷，仅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他也是很淡定地看待，没有任何怨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复出工作，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处处维护小平同志的地位。由于其他领导同志兼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中央征求父亲意见，看能不能让兼职的同志在常委里往前排，父亲不假思索就同意了，非常痛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跃之下人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党内少数干部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那段时间，父亲明显流露出对经济犯罪情况比较严重的担忧，他对不良社会风气是非常反感的。有一天，父亲正在看《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对文中批评的不请吃饭办不成事，“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现象非常反感，并用红笔划了出来，还叫伟兰过去看一看，说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 1980年11月，父亲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下定决心坚决不当“老太婆纪委”，要当就当“铁纪委”，要狠抓整顿党风，严打经济犯罪。

　　父亲对反腐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他深知共产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所以他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的不信任，在他看来，离开了群众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觉得，共产党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他提出抓党风、抓反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在那些日子里，年近八旬的父亲不顾年老体衰，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击经济犯罪上，每天都在思考着这件事。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现在全国严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你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我们感觉得出，父亲当时心里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他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制止恶性经济犯罪行为的蔓延，得罪多少人也在所不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那股凛然之气依然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无私方能无畏，为了党的事业，父亲豁出去了。

　　父亲在晚年经常书写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我们明白，这是父亲真实心迹的自然流露。父亲的一生，心中只有党和国家的事业，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在党和国家的事业面前，他个人的荣辱、得失、安危实在算不了什么。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经受住逆境、顺境和险境的轮番考验，做到失意时泰然、得意时淡然、临危时凛然。

　　为人民用权，过百姓生活

　　父亲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职位自居，也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更不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父亲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2 年，为了回笼货币，市场上开始销售一些高级点心、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母亲给他买了一床高价毛巾被，买完了以后还挺高兴的。可等到第二天报纸就登消息说，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高价产品就此取消，所有产品降为平价产品。我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害她花了冤枉钱。可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的确，父亲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向家人透露，或者作为聊天的谈资给我们讲，从来没有过。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10月份以后，这件事开始从中央向地方逐级传达。当时伟力正在江西照顾父亲，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他走后伟力就一直担心，怕他回不来。伟力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还没回来，她就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父亲回来后，伟力就急着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讲。”这之后伟力又催问了好几次，他说还不可以，因为没到时间。伟力就对他抱怨说，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讲好多事。他说他就是不可以，他不是那样的人。一直到文件规定可以传达的时候，父亲才正式地很严肃地给她讲了关于林彪叛逃的事情。

　　父亲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自己却两袖清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反复跟我们强调要公私分明。1959 年，母亲去杭州陪父亲休养，父亲嘱咐母亲这期间不能拿工资。于是母亲回到北京后，将自己2200 多元的工资如数退还给了单位。1971 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他又对伟力说，“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你来的这段时间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当伟力1972 年回到物理所的时候，也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退还给了单位。

　　父亲在使用权力方面不搞特殊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坚决反对搞特殊化。自1949 年进京，我们一家人在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处老宅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提出翻修一下，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1976 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父亲办公室的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提出把老房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父亲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后来就给他在办公室用钢管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那个钢框框里，在那个钢架子底下见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之后我们搬进中南海，父亲一看房子这么大，就跟母亲说，咱们还是回北长街住那个小房子吧，唠叨了足足有半年时间。后来大家都劝他，还是在这边比较安全一点儿，他才同意。不过父亲明确提出，房子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就按原样住。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客厅的窗帘太破旧了，就趁他出差的时候换了新的，谁知父亲回来看到后，立即要求把窗帘换回来。此后，直到他去世，房子依然旧貌如昨。父亲外出一是从不坐专列，二是专门对各地领导提出要求：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20 世纪50 年代末，他在郑州参加完会议后，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在的那节车厢里送了两三只鸡。火车到下一站停车加煤加水时，他就让省里领导把那几只鸡收回。为了这个事情，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父亲平时生活异常俭朴。他的外衣一般都比较整洁，但毛裤、毛衣、秋衣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给他换条新毛裤，他都没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他的一件麂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也穿了几十年。他的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从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一直用到去世，用了整整60 年。“文革”期间的一年夏天，陈方跟父亲坐在一起聊天。天气热得很，汗流浃背的父亲让陈方拿一件换的背心来。陈方把父亲换下的旧背心拿到椅背上晾，发现衣服已经破了一两个洞了。陈方说，“爸爸，要不我给您买一件新背心去吧”。父亲摇摇头说，“这个能凑合穿就凑合穿，背心穿在里面也看不出来，不用换新的，最多补补就行了”。

　　父亲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市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的问题。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做到了这些。每次洗脸他都是先把香皂拿在手里，打开水龙头冲一下马上关掉，打好香皂后再把水龙头打开，把毛巾沾湿擦两下脸。他用的水很少很少，包括刷牙、漱口。他常说，如果不节约用水，将来子孙后代会骂的。几十年来，我们家里的水池旁一直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字条，提醒孩子们增强节水意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工作到深夜。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就同保健医生商量，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父亲听后说，他现在比在延安吃得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身边工作人员只好作罢。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海参这些所谓的高级菜，西红柿炒鸡蛋就算是好菜了。连厨师都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他做菜的技术总提高不了。

　　我们做子女的，受父亲的熏陶，崇尚朴实，不去追求奢侈，更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在这方面父亲平常对我们多是言传身教，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教，却让我们看到了艰苦朴素的真正含义。

　　父亲的晚年生活，多半是享受天伦之乐，但他脑中依然常常想着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大事。父亲病重时，陈元陪着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期间谈到国家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父亲躺在床上对那位同志说，你有一个数字说错了，并清清楚楚讲出当年的税收是多少。那位领导同志回去后查了，第二天特别兴奋地跟陈元说，“老人家记得比我们都清楚”。后来父亲病情恶化，发高烧神志不清，嘴里还频频念着小平、先念同志的名字，说小平同志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先念啊这个事咱们商量商量。看着父亲病成这样，脑子还不休息，我们心里觉得特别难受。对他个人身后事的交代，他就说一件事，让我们好好照顾母亲。

　　1995年4月10日下午2点零4分，父亲终于停止了思考。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为世人留下一部回忆录，但他的思想精神、品格风范，却是令我们受用终身的宝贵财富。父亲在我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景仰一辈子、学习一辈子。如今，我们几个子女也都已过花甲或古稀之年，也许是年龄越大感情越脆弱的缘故吧，有时一想起父亲那爽朗的笑声和谆谆的教诲，泪水总是抑制不住。虽然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们觉得还远远不够。父亲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到了，我们想对父亲说：我们爱您!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