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占民：对党忠诚的关键是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 等5则
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7-25 17:06    点击量：1433    大 中 小

　　 甄占民：对党忠诚的关键是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

　　 对党忠诚，是每个党员的必备品质，也是一个修身修为的实践过程。这需要从主观到客观多方面努力，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去磨砺，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和条件不少，但关键是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即始终保持对党的崇高理想和使命的自觉自醒，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初心初衷和应有定力。唯有如此，才能铸就对党忠诚的内在灵魂、坚定意志和动力源泉。因为忠诚是一种发于内而形于外的品格，真正的忠诚总是建立在内心的自觉自愿之上，被动地接受某些主张或追求所谓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做到行稳致远的忠诚。能否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既是考察对党忠诚的核心尺度，又是做到对党忠诚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政党的一员，政治选择无疑是最重要的选择，政治烙印无疑是最鲜明的印记。一旦在政治立场、政治追求上出了偏差，或者说在为谁说话、替谁办事方面出现大的问题，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就会失去政党一员的基本底色，就会蜕变为异己分子，忠诚也会无从谈起。常言道，立场方向决定行为取向，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如果把正确的梯子架在错误的墙上，必然是越走越离谱。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志同道合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政党，从来都把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当作凝聚自身成员、实现自身理想的根本性问题。一部《共产党宣言》，说到底是阐明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劳动者而斗争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的政治性质和定位;对党员的诸多规定和要求中，核心的也是“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立场，保持“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政治追求。毛泽东同志也讲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回顾党的历史实践，我们党正是靠着“共同目标”“共同语言”，靠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靠着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不懈追求，保持了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塑造了广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品格，引领了中国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必须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包括制定和实施《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坚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通过高扬政治理想、严明政治纪律、强化政治立场等来“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纵观党的历史和现实，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在整个党的事业和党员生命中带有“风向标”“指挥棒”的作用，是真正带有灵魂性、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如果说对党忠诚是一个党员的大德，那么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就是贯穿其中的至德;如果把对党忠诚当作一个实践过程，那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就是不断校准党员思想行为坐标的基点、中心点。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体现到一名党员干部身上，有三点十分重要。第一，诚意正心，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第二，知行统一，时刻注意替谁说话办事。第三，勇于担当，关键时刻经受住考验。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6月5日）

　　 陈先达：文化自信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

　　 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相关性来说，它是当代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中国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文化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难以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必要性，难以说清制度的优越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智慧的继承性，难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如果我们脱离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把文化自信问题变成一个与中国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无关的所谓纯文化学的问题，就是把沸腾着中国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时代性课题，变成一个书斋中的问题，遮蔽了它在中国现实的重要意义。文化理论问题研究越深入，对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就会越深透，就会从政治问题进入到理论问题来思考。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被理论所把握，并且能从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才能真正进入广大干部头脑并为群众所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深且厚。它有长达数千年的持久性积累和发展，既有我们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又有近百年革命先烈创造的革命文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创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既代表过去、代表现在，又代表未来。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文化持久而深厚积累基础上选择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它不是浅土插花，而是在文化沃土中深根栽树，得到中国深厚文化之泉的持久的浇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吸取大海般的哲学智慧。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6月12日）

　　 李龙：党法关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

　　 “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党法关系实质上是法治与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世界上没有无政治的法治，尤其是当今世界，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西方法学家特别是公法学家也认为公法不过是复杂的话语体系，公法领域的争论只是政治论争的延伸。国际斗争的历史证明，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中都包含着一种政治立场。我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上的理论成果，我们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因此，党法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高度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是因为法治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法律，党自身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从法的制定、执行和司法来看，党的领导与法治是不能分开的，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曲解，就是对党法关系存在糊涂认识。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6月25日）

　　 张维为：中国崛起已超出西方话语诠释能力

　　 多年来，西方话语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浸透非常之深，导致我们国内不少学者在一些重要观点的论述上喜欢引述西方知名学者的话语，有些甚至是不考虑前后条件和背景的“生搬硬套”，仿佛引述西方学者的话语能获得更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心甘情愿当西方话语的“打工仔”。作为一个学者，福山的优点和不足都很明显。福山的不足主要在于他还是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至于他至今还难以理解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长于理论思考，但政治研究要如中国古训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大量的实地调研往往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中国学者应该自信，因为中国的崛起早就超出了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过去30多年，西方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这些误判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之外，还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缺陷。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及外部世界，而无需用西方学者的话语作为佐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历史大潮。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6月16日）

　　 范勇鹏：当西方政治无力继续“制造共识”

　　 自去年的美国大选以来，法国、英国的选举政治又一次次暴露出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民意的分裂使得以大众选举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如果被选出的官员和议员无法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志，那么他们统治国家的权力又有多少合法性呢？这种现象还反映出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意与民心的矛盾。这里需要讲清楚两个问题：其一，作为一种制度，自由民主对共识有着较高的要求;其二，自由民主的运行必然会不断削弱这种共识。于是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怪圈，只有不断制造共识才能支撑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本身却在不断摧毁共识，这又对制造共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最后自由民主变得只有靠极强的意识形态控制才能维系。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怪圈中折腾。除了内部的斗争之外，还有两个因素支撑了西方的共识政治，一是经济平等，二是冷战。一方面，所谓经济平等，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西方殖民历史积累的巨额财富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猎食者”地位，使其可以用剩余财富来赎买内部矛盾，二是世界大战摧毁了资本存量，造成了客观上的平等状态，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发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与苏联的竞争，肃清了内部反对声和批判力量，在西方内部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共识”。当社会不公严重到阶级政治无法继续掩盖时(美国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最初的信号)，认同政治和阶级政治的交汇就会瞬间导致社会的原子化爆发。而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国家的设计，恰恰为这些混乱信号和矛盾诉求输入到国家政治系统之中提供了渠道，于是就必然发生政治共识的解体。西方前景如何？依照历史的经验，西方要走出这场共识分裂的可能十分渺茫。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