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民国美术评论学点什么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5-10-11 21:36    点击量：1259    大 中 小

　　作为一种文体的“美术评论”，尽人皆知，尤其是当前画家宣传信息弥天盖地的情势下，面貌和层次不一的“美术评论”也随之大加昌炽，至于评论的思想深度、学术水准和文字修养姑且不论，仅数量一门可称大观。中国每年能生产多少美术评论，尚无人作过这方面的统计，如果真能估算出来，一定“繁荣”得惊人。作为文体形式的“美术评论”与作为学术科目的“美术评论”绝对是两回事，而后者，往往会使人联想到“美术批评”这个更为义正辞严的名谓。前者“繁荣”并不代表后者发达，这也是个常识，缘于在中国当前境况下这个“批评”的真实与力度都有待究问。

　　如果把文体意义上“美术评论”的概念外延适当扩大，足可远溯到六朝时代谢赫等人的书画品评，从那时起，流波绵延，“画评”作为中国传统画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年不绝。严格地说，这种《世说新语》般妙言隽语式的品评还属于美术评论的古典形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学科和若干奠基性著作皆诞生于民国时期，与之连带而生的现代美术批评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民国的美术评论显然逾越了文人品鉴或对床夜话的语体，形式更独立，意涵更饱满，视角更个性，这说明随着清末民初以降美术展览与艺术活动的活跃以及艺术市场体制的渐次该备，与今日联系至为密切的现代形态的美术批评也承载了更丰富的内容和价值。民国美术评论可以说是传统画评甫一迈入现代语境的雏形，又是今天评论的祖述范本，越是新旧交界处，可资探讨的问题越多，确实潜匿着不少启发我们学习的东西。

　　这类文章读过不少，其写作情境、评论大旨、行文路数等与今人之美术评论多有贯通之处。撰文的初衷也多为画家宣传，因为民国时期的艺术市场已成相当规模，大批的职业艺术家必须鬻画以资炊米，即便是身披公职的画家也想开拓卖画渠道多些收入，所以都渴望办展览，定润格，同时广邀学者名流撰写评论文章。这符合艺术市场的规律，更是中国人情社会的典型写照。从这个层面看，无论是文体的还是学术的“美术评论”，自其诞生之初就已经部分地陷入了为人情服务的泥淖里，无法奢言纯粹的客观和理性。貌似古人的品评文字中还保留着一些敢于直言诟弊的气骨，但比起溢美之词来也在少数。民国时期很多学者都率真的可爱，对这种写画评服务人情的两难处境也直言不讳，如俞剑华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美术年鉴》中总结了自己一年里为画家们写评论的情形说：“本年在上海举行的个展很多，可以说十之五六都有我的文章，到现在我已公开的承认我是上海美术界的义务宣传员，大有‘有求必应’的神气。在其间我自己要写的只有几篇，受人之托的占多数，而真正能畅所欲言的，更为稀少。”“有求必应”看似轻松调侃，实则渗透出一份深深的无奈。其实，这种两难和无奈至今不易，关键是如何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既顾及人情又不失尊严的姿态。在民国很多美术评论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姿态。虽在评画，但又不囿于具体的画家和作品，能申述作者独立的学术观念，这个姿态值得今天的评论家们重视。

　　民国学者的文章流淌着一份真性情与纵逸态，读得深了，也会察知内里横陈的某些法度，这恰恰是他们思智的闪烁。试例举几篇当时的美术评论，果真能发现共通的法度与作者的智慧。1942年10月，徐悲鸿为傅抱石重庆个展撰写的评论发表于《大公报》，文章主脉是谈中国山水画的变迁和清代以后的衰颓，间或涉及与西画的比较，在全文最后才落到傅抱石的山水画上，“石涛既启示画家之独创精神，抱石更能以近代画上应用大块体积分配画面。于是三百年来谨小慎微之山水，突现其侏儒之态，而不敢再僭位于庙堂。”这是徐氏以自我化的艺术倾向来评论傅氏。作为美术史学者的傅抱石，也常为同侪友好写评论，如1942年为陈之佛重庆画展作《读雪翁花鸟画》、1947年为李可染北平画展作《论人物画》。前者从社会文化、题材内容、技法流变等方面梳理了自晚唐以来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与问题，并在此前提下评析了陈之佛创作的特点;后者也是精要概括了中国人物画史后提炼出李可染人物画的时代价值。滕固、傅雷、常任侠、老舍等文人学者也写过不少类似的美术评论。

　　细细品味，这些评论大多有一个模式：先站在某一角度上梳理美术史，篇幅能占到全文的十之七八，最后再落点到画家本人及其作品。本文并非强调这个写作模式，因为它在今人的评论中也常见到，但模式与模式不同，对历史的回顾和梳理更有功力高下之分。在篇幅不可过长的评论文章中准确、精炼地梳理历史，绝非是记账式的罗列和粗浅的知识串讲，而是要以一个个问题为纲，这需要作者对美术史真正的熟知和深悟。民国很多美术评论中展示出了作者的这份熟知，还有以此为根柢激扬而出的真知灼见。熟知美术史的学问功底绝不是今天美术评论家们全都具备的。

　　闪现在评论中的那些颇具深度的见解流露着作者源自真性情的评断与褒贬，这些都构成其照顾人情之外的文章本身的精神高度。一篇评论，虽然照顾了人情，但也必然容纳了真实的学术问题。对画家说好话也说缺点，是优是劣，臧否自明。说好是真诚的，说缺点也有理可依。相比今天若干纯以利益往还为出发点的评论，民国美术评论里的某些深刻见解可以看作是对画家的一种负责，是基于学术的创作指引。即便是“表扬状”也要体现出水准和高度，远非形式上的敲锣打鼓，此点难能可贵。有见解、有责任、能说好也能说不好的评论，似乎也是当代所稀缺。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透射出评画者与画家相互契合的从容坦荡，尊重学问、敬畏艺术的襟怀彼此映照。

　　融化在民国美术评论里的那些性情、学识与智慧，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百年匆匆，文字的力量永存。